1912年-1971年间，欧美国家出版的陶瓷类书籍及拍卖图录

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出版社、实体书店与书籍作者这两年基本放弃读者见面会等传统线下纪念活动，转而纷纷选择以视频直播的形式与大众互动。就像今年的世界读书日，硅谷风险投资人吴军便通过直播亮相，与前Hulu全球研发副总裁诸葛越在镜头前就阅读侃侃而谈。

吴军被媒体盛赞为“我国科技文化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曾将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文津图书奖等国家级图书奖项摘入囊中。他的代表作《浪潮之巅》、《数学之美》雄踞国内畅销书榜单，而不少读者认识吴军，则是从其所写的《文明之光》开始。

拍摄/喻诗凡

《文明之光》通常被视为一本人类文明史著作，它谈到生物的进化与古埃及文明，讲述炼金术与化学之间的关系，音乐、绘画甚至好莱坞电影也都在此书的探讨范围内。而能引起陶瓷从业者关注的内容，毫无疑问是这本书的第六章，吴军以《人造的奇迹——瓷器》为题，用充满激情的笔墨，对陶瓷的诞生与发展娓娓道来。

毫无疑问，吴军为了描写陶瓷篇章进行了充分准备，就算是从未关注过这一特殊人造物的读者，也能借助作者的书写对它有一定的认识。作者兴致勃勃地描述当年的爪哇人是如此迷信宋代青瓷的魔力，以至于将它研磨成粉作为药物使用；以骄傲的口吻告诉读者，世界各地的匠人是如何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绞尽脑汁地仿制中国的青花瓷；他对明成祖朱棣予以褒奖，认为这位以非正常手段披上龙袍的“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让国力恢复自宋代之后的鼎盛时期，这也促使了陶瓷业的兴盛，尤其是让青花瓷的烧制工艺更进一步，从而让这一创烧于元代的陶瓷品种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达到顶峰。

拍摄/鲁清

但吴军不是对每一位与陶瓷相关的古人都笔下留情，他认为“元朝的统治者和唐宋的统治者不同”，前者“没有宋朝人（和金朝后期的人）那种细腻的文化情趣”；他一方面承认官窑瓷器的烧制成就在清代中期臻于完美，但又紧接着写道“但是这些技术成果只供宫廷享受，并不为民窑所用，也没有帮到中国的外贸”，指责“统治者只对个人爱好有兴趣，对现代商业关注甚少”。

宋代与元代的统治者确实由于文化根基不同，两者存在较为明显的审美差异，但吴军声称清朝宫廷忽视瓷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这样的观点显然值得商榷。江西省博物馆研究员刘禄山就曾发文，指出中国瓷器外销数量最多的时期正是明清之际，尤其是景德镇所产的青花瓷与五彩瓷等瓷种更是大量销往欧美，还特意说明了这些货品的运输路线：“绝大多数都是南度梅岭至广州出洋”。

古史辨派代表人物童书业任职于上海博物馆期间，曾下功夫研究过清代瓷业手工技术的发展，他发现尽管在清嘉庆之后，国力衰退直接导致陶瓷业的衰落，但源于官窑的高级制瓷技艺却反而在民间普及，民窑行业吸纳了从御窑厂走出的皇家技师，直接提升了民窑产品的烧制水准，为此老人家认为“就（陶瓷烧制）技术的普及讲，清代后期似乎还超过前期”。

清雍正 粉彩花卉纹碗

无独有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蔡毅也对清官窑对中国陶瓷业的发展、清朝统治者对外销瓷的政策持肯定态度，他以粉彩瓷的发展为例，说明景德镇制瓷业“在官窑生产的带动下如火如荼”。一度关闭的对外贸易大门，也自康熙时期开启，国外消费者对中国瓷器的喜爱为清代换取了海量白银。

“粉彩装饰在（清）宫廷形成，逐渐被中国百姓和市场接受，与此同时也被外国人所青睐”，蔡毅对清代外销粉彩瓷品种进行分析，发现由外国王室贵族在中国定烧的“纹章瓷”，以及装饰风格偏西式的日用器构成了其中的主流。

青花矾红彩荷兰徽章瓷，产于1735年至1740年

如果对清朝曾杜绝对外贸易的历史予以深究，便会发现清朝皇帝并非刻意针对陶瓷业，为了打击活跃于福建、广东以及江、浙沿海等地的抗清政权，顺治及康熙初年确实实施了极为严厉的海禁政策。但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始，我国的对外贸易便得以开放，国内生产的瓷器大规模输出就此恢复。康熙允许国外的商人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英国东印度公司于康熙五十三年（1715年）、法国于雍正六年（1728年）、荷兰于雍正七年（1729年）、丹麦于雍正九年（1731年）、瑞典于雍正十年（1732年）由此在我国境内先后设立贸易站，而能获取高额利润的中国瓷器便被这些国际商人迫不及待地列入选购清单。

如果翻阅童书业等考古、历史研究领域权威专家的著述，便能察觉到他们无论是对于朝代更迭的分析，还是对陶瓷史的论述，都会发现他们都会秉承理性而客观的治学态度。而《文明之光》问世至今，对作者以“崖山之后无中国”之狭隘倾向、去迎合部分读者的质疑声便从未断绝。

清十九世纪，外销青花瓷盘

虽然外人无法知晓吴军创作《文明之光》时的心理活动，但作者情绪化的表达很可能会让读者无所适从，就像他虽然指责清朝皇帝无视陶瓷在对外贸易的作用，可在同一章节的其它部分却又承认“景德镇陶瓷向来都是历代统治者换取外汇的利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曾说过一句非常有力量的话：“求真几乎可以等同于历史学的职业本身”，坚持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是“对历史本身进行考察，确保历史知识的正确与准确，适当地使用而不是滥用或错用历史”，因为这关乎“人类的精神健康与心智发育”。这让我们不由想起，吴军于今年世界读书日与诸葛越的直播对话主题，正是《心智的成长离不开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