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专注做瓷 一身硬气为人

——记我省著名陶瓷专家杨文宪先生

采访：汪振军 牛梦哲

撰稿：牛梦哲 汪振军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全国陶瓷乃至工艺美术领域，杨文宪的名字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如今，杨文宪居住在郑州市北郊，似乎是个普普通通的老人，但其实杨先生有着不平凡的一生。

　　【大公中原网讯】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全国陶瓷乃至工艺美术领域，杨文宪的名字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如今，杨文宪居住在郑州市北郊，似乎是个普普通通的老人，但其实杨先生有着不平凡的一生。杨文宪先生已年近九十，但记忆力和精力十分惊人，回忆起一生的经历，一连说了三个小时不停歇。一下午对杨老先生的探访，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经历丰富却仍然有着真性情的陶瓷专家。作为新中国精细陶瓷研究小组的重要人物，他为景德镇的精细陶瓷恢复生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解放后景德镇陶瓷史上著名的热工工程师，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陶瓷大师。

　　杨文宪先生和同事

　　一.少年时代——聪明多谋，土匪窝中死里逃生

　　杨文宪先生1930年出生于郑州市柳林镇高皇寨，少年时代生活在郑州。他遭遇过土匪、经历过军阀混战、日军侵略、郑州解放。

　　1944年，郑州沦陷，被日本人占领，杨文宪当时正要念初中，好多小孩不愿意读日本人的学校。于是，45个学生，在杨文宪表兄的带领下，他们一同前往荥阳去上国民党的学校。结果中途，45个人被土匪包围掳了去。那时，土匪头喜欢晚上打牌，但是他手气不好，老是输，他看到杨文宪是个招人喜欢的小孩，就让杨文宪给他揭牌，这一揭，土匪头赢得次数就多了，他也因此对杨文宪有了好感，杨文宪这才得以在土匪窝中生存。后来，有一天，几个土匪头头一起商量要去郑州买枪，被杨文宪知道后，就央求土匪头子带他去，土匪头头开始不答应，杨文宪就满地打滚，最后土匪头还就真的答应了。到了郑州，他们住在长春路路西的“杏花里”，第二天早上，杨文宪看着自己四个月没理过的头发，就对土匪头头说：“你看你把我关了四个月了，我这头发这么长，也该理理发了。”土匪头子对杨文宪还不错，就给了他两张联合票(相当于现在的两百块钱)，让他去理发。在理发店，理发师刚刚开始给杨文宪推头发，杨文宪突然心生一计，说：“我刚刚出门忘记带钱了，你先别理，我家住的不远，我回家拿个钱。”于是，13岁的杨文宪出了理发店，一口气，头也不回的跑回了老家，见了老爹，抱着老爹的大腿痛哭一场，四个月的担惊受怕终于结束了，真是死里逃生。而45人中的其他人，大多都已不在人世了，只有杨文宪一人逃了出来。

　　二、青年时代——意气风发，当选特种航空兵

　　杨文宪先生和同事

　　杨文宪先生青年时期就读于河南省工业职业学校化工系，是化工专业出身的科班生，这也为杨文宪后来从事陶瓷事业埋下了伏笔。1950年，时值抗美援朝战争，解放军招特种兵、航空兵。“学校一千五百多人，选出四个，我的身体条件好，被选上了。”杨先生回忆道。杨文宪先生所在的部队叫做“嵩山部队”，也叫空军24师。最初在开封，后迁至郑州。本来杨文宪是作为空军部队的飞行员的，但由于“成分不好”，(土改时，虽然家里只有28亩地，土地不多，却定的是破产地主成分，其父亲一辈子都在郑州东河给一个木材厂的老板赶马车维持生计。)组织不相信他，因此被调到河南军区文工队当副队长，那时每周都要举行两次和苏联专家的舞会。后来，杨文宪又在郑州负责郑州市的工商业登记，面粉、布匹、轮胎等四个行业都是杨文宪一人负责，完成之后杨文宪还得了奖状。

　　1952年，部队换防，到江西向塘一个离南昌不远的飞机场工作，这时，杨文宪是中心文化教员，一个人代替四个老师讲课，还立了功。部队通知村上，村上还唱了三天大戏。此外，杨文宪还当选青年干事，后来还在师部教体育。那时，飞机场、营房都还没有建起来，大家就只能铺些稻草睡在田地里。结果，潮湿的气候致使杨文宪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在湖南衡阳空军医院整整治疗一年，期间又发现南方的寄生虫感染，医生给杨文宪用四氯化乙烯，结果，全院抢救了一天一夜，杨先生再次死里逃生。康复之后，组织希望杨文宪去北京体育学院继续当体育指导员，但杨文宪刚刚康复，不想去。

　　于是1954年，不到25岁的杨文宪从部队转业，这年7月，杨文宪到景德镇，起初在景德镇建筑公司做工程预算。工程预算做了不到两个月，这时恰逢中国与东德进行国际技术合作，中国提供陶瓷烧造技术，东德帮助中国建设郑州市砂轮厂。因此景德镇成立了陶瓷研究所，杨文宪被调到陶瓷研究所来做人事。当时的景德镇市委书记看了杨先生的简历后，对杨先生说：“你学化工出身的，搞什么人事，给我归队，给我搞技术改造。”于是，杨先生的陶瓷之路正式开始了，并且在景德镇一干就是22年。

　　三、景德镇时期——人生的巅峰

　　左起：杨文宪、周仁、李国桢、郭演仪、李家治 1956年拍摄

　　1954年，中德合作项目的技术提供任务交给了景德镇瓷器研究所，杨文宪先生受命，被分配为中德项目窑炉组组长，负责组织、调查和写作窑炉结构以及烧造技术。

　　当时本地的烧窑师傅地位很高，烧窑师傅就是烧窑的总指挥，用杨先生的话说就是“烧窑师傅的椅子都没人敢坐一下，他的茶杯都没人敢碰一下。”而这些烧窑师傅全靠自己的经验烧制瓷器，无技术可谈，并且他们都非常保守。烧窑的必须是江西都昌县人，建窑的必须是鄱阳人，利坯的必须是丰城县人。不光这样，一般从事陶瓷业都是从十一二岁就开始跟着师傅学习了，非本地人从事这个行业基本不可能，更别谈获得制瓷技术了。但任务摆在面前，杨文宪敢想能干，为了获取技术数据，杨文宪先生就带领一批人员，来到上海，购置了大量的测试仪器。对窑炉中的火焰进行精细的分析，细致到成分分析，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的比例各是多少，燃烧过程窑中各部位的温度、压力变化等，都得到了精密的测量。经过不懈的努力，一点点地丈量窑炉结构，时刻跟随窑炉师傅选料、装窑、烧柴、看火、检查瓷器，杨文宪将制造陶瓷的技艺环节不断数据化和理论化，并写了论文。

　　中德合作任务完成之后，国务院下达任务，要研究国家用瓷。1955年，杨文宪被景德镇派到冶金陶瓷研究所，当时的研究所就在上海中山公园对面。这次研究以上海周仁老先生为首，周仁是当时著名的冶金钢铁专家，是严济慈的老师，在当时称得上是“国宝级”的专家。周仁先生是江苏南京人，冶金学家和陶瓷学家，上海科技大学首任校长，中国钢铁冶金学、陶瓷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积极倡导开展国瓷研究，是中国古陶瓷科学研究工作的带头人。当时的成员还有李国桢(河南郏县人，著名陶瓷专家)、郭演仪以及李鸿章的孙子李家治。周仁当时为该所的所长，他们都是当时中国顶级的陶瓷、材料专家。1959年，“中国第一次硅酸盐论文会”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杨文宪作了《景德镇平焰柴窑的热工分析》的论文报告。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第一次通过现代科技知识测量，将传统陶瓷工艺上升到现代科技层面上，对中国陶瓷窑炉的实践性研究具有开创之功。

　　接着，周仁，李国桢，李家治，又一起去景德镇。杨文宪此时任技术主任兼书记、实验工厂厂长、窑炉组组长等，身兼数职，他建了一个五十立方米的小瓷窑，开始做中间实验，为国家烧制瓷器。杨文宪精益求精，每批瓷器都亲自烧制，功劳自不待言。

　　杨文宪先生当年在景德镇所建造的窑炉

　　到了1960年，中央又下达任务，就是“毛泽东用瓷”，简称“毛瓷”。“毛瓷”更是万里挑一，一窑烧十万件，只选三五件，都是完美无瑕的作品。“毛瓷”有杯子、壶、盘、碟等茶具和餐具，毛主席亲自画样的只有茶杯。精妙绝伦的“毛瓷”，让我们看到了我国传统瓷器的巨大魅力，正是由杨文宪先生这样的艺术家和科学家，才能使瓷器一代一代更好地传承，更好地发展。

　　在我们的请求下，杨老先生的儿子从打包箱中，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只珠山八友之一刘雨岑所作画的水点桃花杯子。杯子一亮出来，就立刻感受到了它的“精气神”，整个杯子通灵剔透，胎釉光洁，不是和田玉，胜似和田玉。上面的名家画所画的桃花，一朵朵开在洁白的陶瓷上，活灵活现，非常精妙。

　　刘雨岑所作画的水点桃花杯子

　　四、“带枪杆子的工程师”

　　当时在山东由轻工部设计院设计的5000人的大型陶瓷厂——淄博陶瓷厂，在烧瓷过程中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于是淄博陶瓷厂的崔厂长邀请杨文宪先生来厂里进行指导，景德镇瓷业公司的副部长亲自陪同杨文宪先生前往山东淄博陶瓷厂。在组织会上，副部长让当时只有30岁的杨文宪来主持，结果，下面的留洋生、老师傅不服气，还给杨文宪出难题。杨文宪年轻气盛，当即拍桌子对崔厂长说：“一条窑，我杨文宪能搞不下来?我才不相信!”然后杨文宪立即写下了九个人的名单，并在三天之内将这些人从景德镇调过来，连同这些人手下厂里的工人也一并调了过来。在杨文宪的带领下，两周之内就把淄博陶瓷厂的问题解决了。

　　崔厂长不禁连连感叹：“怪不得景德镇的人都说你是带枪杆子的工程师呢!”杨先生性格旷达果敢，只要是正确的事，就会不顾一切去做好。也正是杨文宪的严谨认真，果敢坚定，才使得他有了今天的成就。

　　五、郑州时期——继续专注陶瓷事业

　　杨文宪先生于1975年回郑州。用杨先生的话来说叫做“偷偷回来的”。像杨先生这样的人才，放在哪里都是不肯放人的，当时杨文宪回郑州一事，还让江西省省委受到了批评。在景德镇，杨文宪的生活过的并不轻松，不仅有三个孩子要养，要给孩子请奶母，奶母每月工资32元，而杨文宪每月工资是96元，杨文宪回忆道，每次给完奶母工资，家里连买煤的钱都没有了。而且河南老家还来了四口人，杨文宪的岳母、小姨子、母亲以及妹妹。一个人要养这么多人，实在不易。有一天，杨文宪中午回家吃饭，发现自己的老母亲在掉眼泪，一问原来是由于南方烧柴，气候太潮湿，老母亲做饭时点不着火，就撕了一本他的陶瓷杂志来生火。结果45个红卫兵就对着老母亲喊口号：“老太婆，黑心婆，烧黑材料。”杨文宪当时就急了，对红卫兵说：“你们可以给我戴高帽子，欺负我老母亲，绝对不行!”之后红卫兵就再也不敢吭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想想家中还有老父亲，自己又是独子，怀着对父母的孝心，杨文宪决定回到家乡郑州去。

　　杨文宪先在郑州瓷厂工作了两年，后来调到省里，但还没两个礼拜，就又被调回郑州瓷厂解决问题。在调回郑州瓷厂的时候，当时瓷厂生产的瓷器合格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八，而一般瓷厂瓷器合格率要达到百分之六十才不赔钱。杨先生从科学的角度分析，提出改造意见，但当时厂长书记、技术人员都不支持。但杨文宪心想，既然来了，就一定要做出一番成就。杨先生做事认真负责，讲诚信，他说：“活着就是要为别人有用。”最后，在转业军人副厂长的支持下，杨文宪亲自指挥老师傅烧窑、控温度，掌握内部情况。硬是14天没合眼，一个小时都没睡过，终于找到原因，是因为所用的陕西原材料中含的有机物和碳素太多，氧化不透。碳无法变成二氧化碳挥发，无法从尾孔排出，于是就变成一个个针尖一样小的小黑点。知道原因，立刻就有了解决办法，两周之后，郑州瓷厂的合格率就提到了百分之八十一点多。郑州市工业局给杨文宪发了“妙手回春”奖状以及500块钱。但杨文宪只拿了奖状，把钱留给了烧窑的老师傅。

　　杨文宪在郑州退休后，又开始更深入的研究巩县的唐白瓷和唐青花，他对巩县陶瓷的探索研究，影响深远。杨先生说：“早在唐代，河南巩县就烧成了高品质的白瓷，烧制温度可达到1400摄氏度。”1985年，杨文宪先生在北京香山召开的全国古陶瓷会议上作了报告，阐述了自己对唐白瓷、唐青花的研究发现。当时共同研究的一共有三个单位，另外两个分别是上海化学与工学研究所，其负责人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家治，还有一个就是巩县陶瓷厂。三十多年过去了，杨先生当初阐述的观点，正在成为学界的共识。

　　六、杨先生的人生哲学

　　杨文宪先生在讲述 7月16日采访时拍摄

　　杨文宪先生，1930年出生，已年近九十，和我们说起话来，仍是激昂有力，思维非常清晰，记忆力惊人。这与他旷达不羁的性格紧紧联系，回顾老先生坎坷精彩的一生，我们发现老先生身上不仅有精湛的陶瓷技艺，更有着闪耀着光芒的品质和人生哲学。

　　杨先生研究宇宙学，他说：“我退休以后，逢这方面的书就买，不管多贵。”杨先生研究宇宙的产生、演化、发展，研究这些自然规律，从中悟出人生哲理。“主宰世界的是暗物质，掌控时空的是暗能量，”杨先生说道。杨先生渊博的宇宙知识让我们看到了一位闪着光芒的智慧老者，研究这些知识使人开阔，让人豁达。杨先生旷达开阔的性格也与这些不无关系。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两种东西能够深深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另一件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光。”宇宙的浩渺让无数人陷入沉思，宇宙似乎与哲学从来是分不开的，杨先生研究宇宙的奥秘，可以“看到”许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比如暗物质、暗能量。而他又将物质与暗物质的对应关系联系到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阴阳理论，他说“万物都是不断变化的，五分钟之后的我们就不再是我们了。”和老先生一席谈，真是胜读十年书。

　　杨先生还说他是根据贾宝玉与林黛玉所作的参禅诗“活下来”的。即“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后来林黛玉又在后面填了两句，“无立足境，方是干净。”杨先生说：“要是证得一个人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那还怎么行?全世界都是坏蛋，就我一个好人!”在当时大搞运动整人时，杨先生不整人、不说假话、不畏官，正直做人，只要自己是对的，厅长都敢骂。杨先生就是这样宁折不弯，从不屈服的人。杨先生还给《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加了两句，他说：“好了未必是了，了也未必是好了”，仔细品味，人生确实如此。

　　他还说：“人做事要有度，不能到达了顶峰，那就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了。亢龙有悔，否极泰来，乐极生悲。”万事万物，皆有分寸，把握好度，方能运筹帷幄。把握好度，是一种为我们展示了有大智慧的人生哲学，杨先生的一生正是踏实认真，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保持着真性情的精彩一生。

　　杨文宪先生不仅是一位热工工程师，不仅是陶瓷界的大师，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充满智慧的大师，他的人生哲学也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他研究陶瓷，技术过硬，为人处世，性格硬气仗义。其一生为中国陶瓷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和成就，是中国陶瓷事业的一座高耸的丰碑，是我们共同的骄傲。(采访：汪振军 牛梦哲;撰稿：牛梦哲 汪振军)

左起：汪振军教授、杨文宪先生、牛梦哲 7月16日采访时拍摄

          点评：上善若水 大善如钢

　　7月16日下午采访杨文宪先生之前，心里一直有点担心。听河南省文化产业协会的郭广新秘书长说，杨先生身患小疾，不知道采访能否进行。及至见到杨先生，比我想象的还要重。杨先生面瘫，在医院住了一些时日，现在有所好转回家，但还没有完全恢复好。我问采访能否进行，杨老师说，没问题，脑子好着呢，不影响说话。于是开始采访，讲述他这一生的经历，以及从事陶瓷事业的情况。原本想一个小时结束，不想一口气老先生讲了三个小时，中间也不喝水。

　　这应该是我与杨先生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在两年前的夏天，我省青年陶瓷艺术家孙军组织的一次活动，孙军也是杨老师的弟子。那一次主要是展览、聚会、吃饭。所以，吃饭的时候，虽然我和杨先生坐在一起，毕竟时间有限，交流不是很充分，但也有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次三个小时的采访，让我对先生的身世、经历、技术、事业、人生、家庭、性格、追求、脾气等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采访完之后，我对学生说，用什么字能概括杨先生的事业和追求呢?当时的感受就是一个字：“硬”。一是技术过硬，二是人品过硬。和老先生接触谈话，就感觉到“一身硬气”，令人佩服。从技术上说，杨先生是国瓷研究的前辈，是“毛瓷”研制的重要专家。他的突出贡献就是和老一辈科学家共同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精细陶瓷，对解放后我国陶瓷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景德镇、上海、浙江龙泉、陕西耀州、山东淄博、河北邯郸、河南禹州、巩义等，为中国陶瓷的发展攻坚克难。虽然已经退休30年，但杨先生还一直关注和支持陶瓷事业。他手头有六本陶瓷方面的专著尚待出版，同时，还指导几个年轻的弟子，文化传承，薪火相传。这种精神让人感动。说起他退休后的生活，他说：脑子一直没有闲着。一是研究巩县陶瓷，搞清了唐白瓷、青花瓷、唐三彩的情况。二是研究宇宙学。特别是后者，当时听了他的介绍还有些疑问。一个并不在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人如何能够研究宇宙学，昨天恰好看到西湖大学校长、著名科学家施一公关于暗物质的演讲，感觉杨老师说的和施一公说的是一致的。由此看到，杨先生很不简单。也说明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也许正是爱读书、爱思考、爱钻研，成就了他专业上的成就，同时，也使他活到90岁。

　　关于先生的为人，满身投射出中原人的豪气。先生一身硬骨头，脾气直来直去，爱憎分明。他身上的“硬气”就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说，他这一生从来没向任何人低过头，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不管你是省长、厅长、市长、厂长，都敢批评，都敢说话。特别是对想压制他的人，他更是不能容忍，“不行就打你”。老先生说，我这一辈子就这脾气。因此交了一群肝胆相照的领导和朋友，大家都信任他、爱护他、支持他。他也为此得罪了不少人，但不后悔。他喜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君子坦荡荡”。他个人对人生的体悟是：“世上最苦人最苦，世上最坏人最坏。”所以，他对坏人坏事从不迁就，从来都是敢于直言。

　　先生身上的“硬气”还体现在他的“责任与担当”。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事业上，工作上，还体现在做人上，家庭上。很多人不理解先生后来的选择，认为如果他还留在江西景德镇或者上海陶瓷研究所，那他在中国陶瓷界可以是响当当的人物，一定跻身于当代名家之列，和他老师周仁一样，再差也是个著名的科学家或者大学教授。这样的疑问固然没有错，但对于杨先生来说，自己的选择也没有错。杨先生回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尽孝，家里几代单传，父母需要赡养，家族需要支撑，这种责任对他来说比什么都更重要。为了照顾家庭，他毅然决然的回来了。今天看来，他为此失去了很多，但也得到了心安。这种内在的安然比起所谓的功名利禄更重要，更有价值。从某种意义上，对于家庭的责任和担当也体现了一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与担当，这是一个人素质和人品的体现。这一点，正是老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重要原因。在杨先生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种美德将会一代一代传下去，影响更多的中国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哲学中，人们喜爱老子的“上善若水”这句话。但是，如果辩证地看待“上善若水”，你就会发现，这一句话隐含着两种人生哲学：一种是随世就形，灵活处世，圆融无碍。另一种就是明哲保身，圆滑处世，没有是非。所以说，仅有“上善若水”是不够的，它容易使中国人变成没有是非、没有担当、不讲正义、不愿出面的滑头。当下中国，我们的文化最亟需的不是温吞吞的、模棱两可的“上善若水”，而是“大善如钢”，这个“钢”，就是我理解的中华民族的骨气、硬气、正气、豪气，就是“责任与担当”。“大善”要比“上善”重要。面对假、恶、丑，我们就是要旗帜鲜明地追求真、善、美。没有鲜明的是非标准，没有嫉恶如仇的情怀，不能算是一个有个性、有追求、有境界的人。从这个角度，杨老师是最可爱的人，是最值得佩服的人，因为他做到了“大善”而不“上善”，无论事业和人生，都体现了“责任与担当”。“大善如钢”成就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名誉，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人生境界。

　　关于宇宙，《庄子·庚桑楚》:“出无本，入无窍。有实而无乎处，有长而无乎本剽。有所出而无窍者有实。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关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天地当中，人类是被操控的，就好像刍狗这种器具，用完了就扔。这番话听起来蛮无情的，然而，老子并不是那么无情，同时又讲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这看起来有点矛盾，一方面说人类渺小得可以被宇宙随便拿捏，卑微到极点，但老子又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说宇宙当中，人是四大之一。正因为人在宇宙中的渺小，才需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作用与份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自惭形秽。旷达、率性、自尊、自强才是正确的态度。杨先生正是晚年研究宇宙学，人才活得更明白，才有了自己的精彩人生!

　　“上善若水”好，“大善如钢”更好!  (作者/汪振军：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郑州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化产业智库专家。)